我的自述——“迟到”的心和 VIA美国行报告

2017-12-24

熬到了2018年终于想到要开始写半年前参加心和-VIA美国行报告了,真的是拖延重症患者。近来为了能够完成这样一份“作业”,开始从头回忆,从一年前的此时开始写起。



因“家中大姐”得缘去美国


一年前的此时,我们刚刚开完年终总结会。文宾说,今年(2017年)心和基金会又重新启动赴美访学的计划了,我们今年由谁参加呢?大家推荐让美玉姐去美国。在机构内部,这既是一次对机构成员的奖励,也是一次对外看世界的机会。可就在这件事已经板上钉钉的时候,美玉姐说,让“游总”去吧。理由大意是,他对社会问题有更敏锐的观察力。这样的话锋一转,于是去美国的机会“落”到了我的头上。在那一刻其实我还来不及反应过来,或者推辞什么,大脑里面其实在想,“我对社会问题敏锐吗?”但是无论如何,想要在前面写出这个小故事的缘由,无疑是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大姐的感激之情。很高兴,今年美玉姐终于也可以踏上前往美国学习的旅程了。我想再也没有比这更圆满的吧。



为什么去美国呢?


“你去美国的期待是什么?”这是我们三月份第一次中国团会议的自我介绍的一部分。那时候我正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心里略感紧张,感觉其他人都讲的特别好。而我的嘴巴里只出现了三个字——“看一看”。就这次访学之旅的主题应该是“社会创新”。而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也是因为这次访学才第一次听说,与之配套的“社会创变者”这个概念在此之前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如果说,此行的目的是去学习“社会创新”之类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没有概念的。当然由于在17年的6月份有幸和心和基金会的创始人刘昕老师一起前往江西建设图书角,在建角间隙的交流中,我粗浅的了解到这样一个资助项目的目的在于为中国的公益发展培养后继人才以及开拓公益从业者的国际视野。我当然认为这也是非常之重要和非常之必要的。可是这属于项目设计者本身的考虑,非我所设想的。那么我不断的重新问自己,为什么要参加这样一个项目?我想这样一个访学项目最吸引我的地方,其实是“美国”这两个字。我想去看一看,我从书本中看到的“美国”是不是和实际的“美国”一样?毕竟这个国家背后所承载的价值在我价值观形成最重要的阶段,深深地影响了我,以及我对职业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我并不认为一次十几天的活动可以学习到什么或者带回来什么,相比较于此,“对话”本身便是意义。



三个地方警察最多


此行美国的目的地是加州的湾区,确切的说是旧金山。从出发到返程,一路上我发现了三个地方警察是最多的。一是办签证的广州领事馆,二是入境美国时的机场入境处,三是旧金山市政厅左侧的广场。在出发之前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去填完一堆证明自己无疾病,不是恐怖分子,无移民倾向的表格后,就是前往广州美国领事馆进行签证的面签环节。因为我住在厦门,所以选择就近的广州领事馆。我是提前一天到的广州,和广州办公室的伙伴汇合。第二天一大早和广州的同事一起出发去了位于珠江新城附近的广州领事馆。领事馆是八点开始“营业”,可是早早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美国公务员的办事流程。在领事馆外围排队的时候,全是美国警察,有趣的是全都是黄种人,至少会英语、普通话和广东话。进入安检口的时候,我发现了检查包包的几个警察态度相当恶劣,那一刻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全世界的公务人员看起来差别不大啊。进入面签环节,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小伙子,先是用蹩脚的英文解释自己为什么去美国?可惜后面露馅儿了,面签官用英文一回,小伙子听不懂了。于是开始解释自己听不懂英文,可否使用中文。然后开始拿出各种爸爸妈妈给的银行存款证明,急于证明自己去美国无移民倾向,可惜面签官默默地把护照退还给了他。在离开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为什么拒签我?”最后有趣的是,目光所及,我见到的面签官都是白人。

去美国那天,我选择了一天几乎不会再有第二个傻子选择的路线,从厦门出发,经昆明、青岛至美国旧金山。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秉着机构一贯节俭的原则,选择了一条最便宜的路线。可惜,这条路线实在是太磨人。因昆明正值雨季,雷电交加,飞机从早上六点一口气延迟到了晚上十点。不过这一路选择倒是非常有趣,因为同行的几乎是尼泊尔和印度人。那段时间正好在看人类学家项飙老师的作品《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这是一本讲述了印度的IT工人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迁徙”的故事。一下子感觉“对了上号”,就这样和一群异国的“患难者”,在晚上十点伴着细雨踏上了第一次离开母国的旅程。飞机从青岛飞向太平洋的时候,大脑里满是郑念老太太在1980年离开故国时写下的那些爱恨交加的话。近十二个小时的飞行,同样是在夜间十点抵达旧金山。下了飞机,跟着大部队走进入境大厅,同样是人群被分隔到不同的窗口,然后排成了若干条并列的长龙。人群中有来自中国的高中生,有带着婴儿的父母,还有来美国看子女的中国爸妈,以及跟了一路的南亚人。每一个窗口里坐着一名警察,问你:为什么来美国?运气不好还要被带进“小黑屋”进一步“了解”。据说同行中国团的邱璐姐就体验了一把“小黑屋”。一个诞生于五月花号移民们的国家,这样严格的移民制度,是恐惧?还是惯例?

第三次见到成群的警察应该是在营会开始的第二天吧。那一天早上,我们开始做一个街头挑战项目,需要去街头访问流浪汉。于是我和一名来自香港的高中生一组,他的名字特别好听,叫秦晓生。为了寻访流浪汉,我们一路跑到了旧金山的市政厅门口。这是我在旧金山的十几天里看到了最多一次成群结队的警察。没有问过原因,也许是这里的流浪汉太多了?或者是担心市政厅发生恐怖袭击?或者原因并没有这么直接或者复杂,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除此,尤其是最重要的两个公共交通系统,地铁和公交,都不见任何的安全检查和警察的身影。当然每天不断的警笛声,已然分不清楚是警车、消防车还是救护车。芳草读书园的核心志愿者,阿玲姐告诉我,旧金山警力严重不足。其实这对于一个生活在警察无处不在的国度里的我来说,所得到的感受和体验却是极端的复杂。



二十一世纪不属于美国了?


抵达旧金山的第一天,中国团的成员们就在OCEF在美志愿者的帮助下,去了趟旧金山的地标性建筑——金门大桥。其实说实话若非它的名气高于其他大桥,这种1930年代建设的大桥造型,在中国比比皆是。看着略带陈旧的金门大桥,那一刻内心中开始留下了这样一个疑问:资本主义真的没落了吗?

旧金山无处不在的流浪汉,或行走,或横躺,或看报,或大叫,或搬走垃圾箱,或对你傻笑,或径直的走进店里讨水喝。但是无一伸手向行人要钱,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为何选择旧金山。我们接访流浪汉的时候,受访的那个流浪汉满嘴可能是由于吸烟或者吸毒留下的泛黄的痕迹,却告诉我们,他眼中的旧金山是“紫色”的。在这个不大、不拥挤的城市里,他们随处可见,没有人驱赶他们,他们的脸上有失常,却看不到需要因躲避强制暴力而产生的惶恐,因为他们不会被强制而合法的暴力所驱逐。然而流浪汉队伍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资本主义真的没落了吗?

也许是因为坐惯了国内的地上和地下公共交通,对于陈旧的旧金山地下公共交通网络实在是不太敢恭维。年久失修的地铁站,无人把守的安检口,没有安装正面玻璃的站台和没有警告乘客不要太靠近铁道的保安,最后陈旧到怀疑是否还能开得动的地铁,如果我不是来自中国,也许我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疑问。可惜这种反差极大的体验,内心中不得不再问一遍:资本主义真的没落了吗?

如果我只呆在旧金山,而没有去过帕洛阿尔托的话,那么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就一定是肯定的。在帕洛达尔托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街区景象,安静,干净,整洁,无流浪汉,甚至会怀疑这是同一个地区吗?随处可见的图书馆里可以找到全世界所有主要语言的图书,渔人码头附近的充满体验感的科学博物馆,谷歌餐厅里熙熙攘攘的各种不同肤色的员工,这些都在极力彰显着这个地区的多样性。我记得非常清楚,晓帆姐带我们去帕洛阿尔托附近一个由社区居民资助起来的儿童博物馆。只有一个出口,走进去地板是软的,环境布置上没有任何易碎或者尖物,小朋友可以抓着绳子爬到屋顶,也可以呆呆的观察各种小动物。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在旧金山所有的红绿灯处都会有一个按钮,保证行人优先通过。所有这些也都在告诉我,这里依然是一个以个体优先为核心价值观的地区。

那么,个体优先和价值多元真的敌不过集中力量办大事? 其实我不得而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落了?没落了什么?



四种不同的中国人


作为一个最早由华人移民和华人最偏爱移民的地区之一,旧金山湾区最不缺的就是华人了。有趣的是,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把出现在这里的华人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华人,当然是生活在旧金山市区里面的唐人街,他们是年代最久远的华人移民。大部分人说着一口粤语,唐人街区里的会馆建筑告诉我们这里的移民都是清末民初移民的后代。而这里的政治势力也是最为复杂的,这一点从建筑物上不同颜色的旗帜,和街角路边偶遇的宣传册,书籍都可以看得出来。走在唐人街上上下下的街道里,可以感受到百年近代中国背后各种角逐的力量。

第二种类型的华人,出现在了我们在营会开始后的第一个周末前往奥克兰的奥特莱斯里面。整个奥特莱斯简直是成了一个国内的步行街。随处可见的中国人,他们从国内来,目标只有一个:购物。这样的游客,在最近几年几乎成为中国在外的“形象大使”,是中国国力提升的另类展现。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气质和扫货时候的阔绰,甚至让人怀疑第一种类型的华人的早期遭遇是否真实?

第三种类型的华人,来自于帕洛阿尔托的华人中产阶级。他们是我在谷歌遇到的工程师,也是在营会之后接待我们的廖老师,晓帆姐,丁蓓姐一家。尤其是以廖老师为代表的华人移民,他们经历了中国近60年的巨变,前后三十年在他们身上的痕迹,让他们对自由的持守更加坚定,对故国有着深沉的爱,对同胞和邻人有着饱满的善意和温情。我们在那里的一个多星期,如无他们的收留,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啊。

第四种类型的华人,则是来自国内近20年来富裕起来的财富新贵。在硅谷偶见他们的身影,据说他们在湾区当地很有实力。正在运用他们手中的资本按照他们的样子改造当地的社区。可惜,这一群人更为熟悉的样子就不得而见了,正如在国内一样,他们成为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赵氏”。

在这两个小时可以往返于旧金山市区和硅谷的地方,一个近代中国的脸谱化图像展现在了我的眼前。他们神奇的存在于同一个时空中,有时候会惊讶的认为时间真的会停止吗?如果时间不会停止的话,那么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当下中国的真实写照吧。



只要有解决问题的人在就好


在VIA的安排下,我们在营会期间陆续访问了一些在旧金山的NGOs,每一家机构其实都不大,每一家机构都只专注于做一个领域的事情,每一家机构看上去都不急于扩张。当问:你们如何去帮助人的时候?每一家机构给出的回答里,一个共同的答案是:首先那个人或那群人自己得愿意。一个流浪汉不愿意接受改变,我们是否可以尊重他的人生选择?我把这样一个答案背后所传递出来的精神,称之为“‘消极’的公益”。而这种观念其实与我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抵触的。毕竟在我的观念里,公益应该是积极的,进取的,开拓的,扩张的和改变的,而非等待的,退守的。每一个访问其实都在加深我对公益在伦理和道德上的重新理解。

在旧金山市区的最后一天,VIA的核心志愿者之一——胜男带我们去《当幸福来敲门》那部电影拍摄所在的教堂服务——给无家可归者分发早餐。那一早我们分发了将近一百份早餐。和我们一起分发早餐的志愿者中有教堂的工作人员,有父子,有年轻的女子。每一个人都有来到这里的理由,我想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吧,但是年年月月,这里总有人来。我想这个道理,是我这趟访学中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人类不平等的问题从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就有,我们有很多的理论,有很多的学说,也有很多的实践在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如果放长远的看,自私作为人类基因的一部分,它没有办法消除,不平等是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永久性解决的。但是正如人类社会的诸多其他事务一样,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为此而努力。正如就像教堂给无家可归者分发食物一样,关键不在问题解决与否,关键也不在分发食物得做出何种的“社会创新”,而在于始终有人走在解决问题的路上。托克维尔说,美国的强大在于乡镇的自治,自治的背后传递的是人与人的善意和温情。



有些问题,我不知道对不对?


对话的结果,有时候不是获得新知,而是产生疑问。出去看一看的最终落脚点当然是在我的母国——中国上。一路上我们中国团的对话有很多,有关于乡村教育的,有关于社会创新的,有关于参加VIA体验的,还有关于中美比较的。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中美比较的部分。其中我们得出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国更安全。

这是一个我很感兴趣的结论。因为背后掺杂了如下几个问题:中国真的安全吗?中国为什么安全?我们拿什么换安全?如果我们用的是自由换的安全,这样做对吗?

如果没有这样一次的访学,就不会有这样一次面对面直接的比较。没有这样一次面对面的比较,我甚至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的产生。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原本坚守的信念开始动摇了。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答案会模糊掉呢?我来自一个有很多规训的世界,当我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得出:“中国更安全”的结论时,这是因为我被规训后得出的结果,还是我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果。更深的说,我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结论。

在VIA营会期间,我和一个刚才说过的香港高中生住在同一个房间。我对他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毕竟这几年来,我几乎每天都会关注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我问他,几年前你有没有参加那次的活动。他说,他没去,他的姐姐去了。我问他,你为什么没有去?他说,“有些问题,我还不知道对不对。



最后的感谢


这一路访学得以成行,当然要感谢心和公益基金会。没有心和基金会的支持,就不会有这样一次机会。还有VIA的小伙伴们,有张一、咏昕、胜男和泽群,除了张一,其他三位志愿者都比我小,但是在营会中所展现的气度和能量,却让我自愧不如。感谢VIA带给我们的体验和思考。

在美国见到了久违的家人们,有廖老师、丁蓓姐、涛哥、刘昕老师以及晓帆姐。还有REAP团队的欢姐。一进到廖老师的家里,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感谢在美的家人们对我们的照顾。

最后当然是我们的中国团成员了,这一趟行程如果抛开其他不说,最大的收获之一当然是收获的在中国公益圈中的友谊了。据推算,我姐晓雯的宝宝应该很快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了。祝福我姐和广义大哥。在即将写完整篇报告的最后,感谢南姐从一开始作为队长就对整个行程安排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协调。感谢兰帅哥做的非常精细的行前清单,美玉姐要去还可以用得上。感谢邱璐姐的善意,其实需要跟你说声抱歉,我的报告终于写完了。感谢雯瑾,一个很不一样的上海女孩儿。最后一个人,留给“后会无期”的霭伦,谢谢你带回来的魔杖。

一篇乱七八糟的报告,从感谢开始,从感谢结束。



文/游昕 回访与评估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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